2008年1月14日
希薇亞‧普拉絲生前訪談
訪談人：彼特‧沃爾（Peter Orr）
希薇亞‧普拉絲（Sylvia Plath, 1932-1963，西爾維亞‧普拉斯）1932年生於麻省的波斯頓，父母是奧地利與德國血統。她1955年畢業於麻省的史密斯學院，1957年她作為富爾布賴特獎學金學生在英國的劍橋學習一年後畢業。接著她回到母校做英文講師。1960年她又回到英國居住，1963年辭世，留下兩個孩子。
她的第一部詩集《巨像》（The Colossus）出版於1961年。其小說《瓶中美人》（The Bell Jar，瓶中幽影）1963年1月以筆名（譯按Victoria Lukas）出版。後來又在1965年出版一本詩集《精靈愛麗兒》（Ariel）。
沃爾：希薇亞，是什麼觸發你寫詩的？
普拉絲：我倒是不知道什麼觸發我的，我只是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寫了。我想我自小喜歡童謠，又覺得我能夠做出同樣的東西。我寫了我的第一首詩，第一首詩發表時，我才八歲半。那首詩登在《波士頓旅行者報》上，自那以後，我覺得我就多少算個職業性的了。
沃爾：你開始寫的時候都寫些什麼？
普拉絲：我想是大自然吧：鳥啦、蜜蜂啦、春去秋來等等，一個沒有任何內在經歷可寫的人所具有的天賦主題。我想，春天的來臨、頭頂的星星、初雪飄落等等是兒童、年輕詩人的天賦題材吧。
沃爾：現在，時隔這麼多年，你可以說出有什麼主題特別吸引你、是你喜歡寫的嗎？
普拉絲：也許這是一個美國式的主題：我對於我所感到的新突破非常興奮，這種新突破可說是羅伯特‧洛威爾（Robert Lowell, 1917-1977，現代美國詩人，「自白派」的鼻祖。）的《生之研究》（Life Studies）帶來的；這種強有力的突破進入了非常嚴肅、非常個人化的情感經驗，這是我過去一直覺得是有些禁忌的。羅伯特‧洛威爾關於他自己的經歷，如在精神病院，令我非常感興趣。我感到，這些特殊的、隱私的、禁忌的主題已經在最近的美國詩歌中得到挖掘。我特別想到女詩人安妮‧塞克斯頓（Anne Sexton, 1928-1974，美國著名自白派詩人），她抒寫她作為一個經歷過精神崩潰的母親的經歷，她是一個極具情感的敏感女人，她的詩具有令人讚歎的專業性，但卻具有一種感情的心理的深度。我認為這是某種十分新、十分令人興奮的東西。
沃爾：如今你，作為一個詩人，又是一個美國人，而且腳跨大西洋（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
普拉絲：這確實是一個挺怪的位置，但是我接受！
沃爾：……你的重量向哪邊傾斜呢（如果我繼續套用這樣的比喻）？
普拉絲：我覺得吧，從語言角度講我是美國人，恐怕得說，我的口音是美國的，我的說話方式是美國的，這也許是我之所以現在身居英國而且將會一直在英國待下去的原因吧。我比自己所願望要走的路要落後大概五十年，而且我得說最能激發我的詩人都是美國人。很少有幾個當代英國詩人能令我崇敬的。
沃爾：這是否意味著你認為當代英國詩歌比美國落後於時代呢？
普拉絲：不是，我認為這可以說是有點禁錮之故吧。英國評論家阿爾佛雷茲（Alvarez）寫過一篇文章：他關於英國的溫雅（gentility）的危險很是中肯、忠實。我得說我不是那麼溫文爾雅的，我還覺得溫雅有一種扼制人的力量：那種整潔、那種令人驚異的有條不紊，在英國隨處都顯而易見，這也許比表面上所能顯示出來的更加危險。
沃爾：但是難道你不認為英國詩人目前的所作所為也是在大寫的英語文學下進行的艱苦勞作嗎？
普拉絲：當然，我完全同意。我在劍橋的時候我就感覺到了。有些年輕女士會走來對我說「你怎麼敢寫？你怎麼敢於發表？因為你一旦發表就會有批評之聲、就會有可怕的批評落到你的頭上。」而這批評並不是把一首詩當作詩來批評。我記得有人批評我一首詩開頭倒是像鄧約翰（John Donne,
1572-1631，英國十七世紀玄學派詩人），卻沒能像鄧約翰那樣結束，我大感驚愕，那時刻我第一次感到英語文學的全副重量壓在我的身上。我想，在英國、在大學對實用批評的強調（但還不至於像強調解歷史批評那樣，歷史批評使人能瞭解一個階段的歷史發展線索），幾乎令人智力癱瘓。在美國、在大學，我們研讀些什麼？──T. S.艾略特，狄倫‧湯瑪斯，葉慈，我們就從這兒開始。莎士比亞只是在背景上榮光閃閃。我不知道是否該同意這種說法，但是我認為對於年輕詩人、正在寫作的詩人來說，鑑於這些原因，在美國上大學就不像在英國上大學那麼可怕。
沃爾：希薇亞，你說你認為自己是美國人，但是我們聽你的詩，如《老爸》，它談到達豪以及奧斯威辛（譯按：二戰時的集中營）和《我的奮鬥》（譯按：希特勒的自傳），我的感覺是，這樣的詩是一個真正的美國人不可能寫得出來的，因為在大西洋彼岸，這種事並不意味著什麼，這些名字也無多大意義，是吧？
普拉絲：你呢，現在這樣講是把我當作一名一般的美國人。我的特別之處在於，我的背景可說是德國和奧地利的。從一方面講，我是來美國生的第一代，從另一方面看，我是來美國生的第二代，所以我對集中營等事件的強烈關注是與眾不同的。再說，我還是一個蠻政治化的人，所以我估計這也是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吧。
沃爾：作為一名詩人，你對歷史性是否具有一種強烈敏銳的感覺？
普拉絲：我不是一個歷史學者，但是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對歷史著迷，現在讀了越來越多的歷史著述。目前，我對拿破崙特別有興趣：我對戰役、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等等很感興趣，並且我覺得隨著我逐漸上年紀我會越來越有歷史感。當然我二十幾歲時絕不是這樣的。
沃爾：你現在的詩傾向於來源於書本還是來自你的個人生活？
普拉絲：不，不：我絕對不會這麼說。我想我的詩直接來自我感官與情感的經驗，但是我必須說，對於一根針或一把刀或任何這類東西所激發的心底的呼喚，我是不能與之共鳴的。我相信一個人應該能夠控制並支配經驗，甚至是最為可怕的經驗如瘋狂、被折磨這類經驗，而且一個人應當能夠以一種明察聰穎之心支配這些經驗。我認為個人經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當然不該變成一種封閉的盒子或攬鏡自顧的自戀經驗。我相信它應該是有相關性的（relevant），與更大的事件相關，與廣島以及達豪（編按：納粹時代知名集中營之一）等等大事相關。
沃爾：所以在原始的情感的反映背後必須有一種理性的學科規範。
普拉絲：我強烈地感到這一點：我曾是一個學術中人、曾經猶豫是否繼續在學界做下去拿一個博士、教授等頭銜，我的一個側面當然尊重所有的學科規範，只要它們不僵化。
沃爾：談談影響你的作家、對你意義重大的作家如何？
普拉絲：很少。我發現很難真正地逐一找出來。在大學時，現代派作家、狄倫‧湯瑪斯、葉慈甚至奧頓（Orton, Joe，英國劇作家，以創作殘暴恐怖鬧劇聞名。）都曾令我目瞪口呆、擊節歎賞：有一段時間我對奧頓絕對瘋狂，那時我寫的一切都無可救藥地具有奧頓之風。現在我再次往回走，例如，我開始關注布萊克。另外，當然了，如果有人說受到像莎士比亞這樣的人物影響，就有點不知天高地厚了：人們研讀莎士比亞，如此而已。
沃爾：希薇亞，在閱讀你的詩歌以及聽你朗誦詩歌時可以發現兩種特質，很快、很清晰地呈現出來；其一是它們的明晰易懂（我認為這兩種特質彼此相輔相成），它們的明晰性以及對於朗讀所帶來的影響。你現在是否在寫詩時有意識地使它們既明晰易懂又能在朗誦時產生實效？
普拉絲：這是我早期詩歌中沒有做到的。例如，我的第一本詩集《巨像》，我現在連一首詩都朗讀不出來。我當時不是為了朗讀而寫的。事實上，私下地講，它們令我生厭。我剛剛朗讀的這些詩，都是些新作，我必須朗讀它們，讀給我自己聽；我也認為這是我寫作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一種新東西，無論它們具有怎樣的明晰性都源於這一事實：我讀給自己聽，我大聲朗讀它們。
沃爾：你是否認為能在朗讀中產生實效，是一首好詩不可或缺的成分？
普拉絲：現在呢，我確實感到了這一點，我覺得現在這種發展，錄製詩歌、朗讀詩歌、給詩人出錄音唱片，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我很振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種回潮，不是嗎？回到了詩人的古老角色，也就是向一群人訴說、傳達。
沃爾：或者說向一群人吟唱？
普拉絲：沒錯，向一群人吟唱。
沃爾：先撇下詩歌不談，你還想寫或者已經寫了什麼題材？
普拉絲：我呢，一直對散文很有興趣。十幾歲時，我發表了一些短篇小說。我一直想寫長一些的故事，想寫一部長篇。現在我可以說自己已達到算是成熟的年紀了，也獲得了一些經驗，我覺得對散文、長篇小說的興趣更加濃厚。我覺得在小說中，例如，你可以將牙刷之類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所有小物件放進去，這在詩歌中就很難。我覺得詩是一種專橫的規範，你得在那麼一個小的空間中深入那麼遠，你必須犧牲掉所有的邊角材料。而我丟不下它們！我是一個女人，我喜歡我的小財神灶神們（Lares and Penates），我喜歡瑣碎小事；我發現在小說中我可以放進去更多生活，也許不是那麼激越的生活，但肯定是更多的生活，所以結果是我對小說非常有興趣。
沃爾：這可說與詹森博士的觀點如出一轍了。他怎麼說來著？「有些事情可以入詩而有些則不可」？
普拉絲：當然，作為詩人，我會說「廢話！」我會說一切東西都可以入詩，但是我不能把牙刷寫進詩裡吧，我真的做不到！
沃爾：你是否常常與其他作家、詩人同進共出？
普拉絲：我更喜歡與醫生、接生婆、律師們來往，只要不是作家就行。我認為作家和藝術家都是些最自戀的人。我不該這樣說，我喜歡的人有很多做這行，事實上我有許多朋友剛好是作家、藝術家。但我必須說我最欽佩的人是那種掌握某個領域的實用經驗的人，是那種能夠教給我某種技能的人。我的意思是，我住的地方有個產婆教會我如何養蜂。而她對我寫的東西一竅不通。可我發現我很喜歡她，可說是勝過我喜歡絕大部分詩人。在我的朋友中，有的人對於船隻頭頭是道，有的對某些體育運動無所不知，有的對如何切開一個人體除掉一個器官手到擒來。對這種實用技能的得心應手我使心折神服。作為詩人，所過的生活有點懸在半空中。我一直喜歡能教某種實用技能的人。
沃爾：有沒有什麼事情是你比寫詩更願意做的呢？因為這顯然是件耗費一個人很多私人生活的事兒，要是她想成功的話。你是否有某種行業沒能做，所以有些遺憾不時浮現？
普拉絲：我想如果要我做其他哪一行，我願意做醫生。恐怕這是與作家南轅北轍的一種行業。我年輕時最好的朋友都是些醫生。我曾時常穿上白大褂，全身罩好，到處走，看孩子出世，看屍體解剖。這一切令我著迷，但是我總是不能給自己上規矩，學會所有細節以便成為一個出色的醫生。這是一種魚與熊掌的對立：某個能直接面對人類經驗的人，能夠治療、修補、幫助，就是這等事。我想，要說我有什麼念念不忘的事，就該是這個了，但是我自我安慰說自己認識許多醫生。也許我可以說，我寫醫生比我當醫生更感到快意一些。
沃爾：但是從根本上說，寫詩這樣的事給你的生活帶來一份很大的滿足感，不是嗎？
普拉絲：哦，滿足！不寫詩我恐怕沒法活下去。它對我就好像麵包與水，或者某種絕對本質的東西。當我寫好了一首詩、當我正在寫一首詩的時候，我感到自己絕對充盈。完成一首詩後，你便會從一個詩人的狀態急速下滑成詩人的休息狀態，這是完全不同的狀態。但我還是認為寫詩的實際經驗是一種妙不可言的經驗。
1962年10月30日
譯自Peter Orr編，The Poet Speaks（The British Council，1966年版），第167-172頁
譯按：這次訪談是普拉絲給BBC錄她的最新作品後進行的。當時錄的詩包括：捕兔器（The Rabbit Catcher）、精靈愛麗兒（Ariel）、十月的罌粟花（Poppies in October）、申請人（The Applicant）、女拉撒路（Lady Lazarus）、秘密（A Secret）、割傷（Cut）、未遂之死（Stopped Dead）、尼克與燭臺（Nick and the Candlestick）、水母美杜莎（Medusa）、深閨(Purdah)、生日禮物（A Birthday Present）、遺忘病患（Amnesiac）、老爸（Daddy）、高燒103度（Fever 103°）。
訪談人：彼特‧沃爾（Peter Orr）
希薇亞‧普拉絲（Sylvia Plath, 1932-1963，西爾維亞‧普拉斯）1932年生於麻省的波斯頓，父母是奧地利與德國血統。她1955年畢業於麻省的史密斯學院，1957年她作為富爾布賴特獎學金學生在英國的劍橋學習一年後畢業。接著她回到母校做英文講師。1960年她又回到英國居住，1963年辭世，留下兩個孩子。
她的第一部詩集《巨像》（The Colossus）出版於1961年。其小說《瓶中美人》（The Bell Jar，瓶中幽影）1963年1月以筆名（譯按Victoria Lukas）出版。後來又在1965年出版一本詩集《精靈愛麗兒》（Ariel）。
沃爾：希薇亞，是什麼觸發你寫詩的？
普拉絲：我倒是不知道什麼觸發我的，我只是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寫了。我想我自小喜歡童謠，又覺得我能夠做出同樣的東西。我寫了我的第一首詩，第一首詩發表時，我才八歲半。那首詩登在《波士頓旅行者報》上，自那以後，我覺得我就多少算個職業性的了。
沃爾：你開始寫的時候都寫些什麼？
普拉絲：我想是大自然吧：鳥啦、蜜蜂啦、春去秋來等等，一個沒有任何內在經歷可寫的人所具有的天賦主題。我想，春天的來臨、頭頂的星星、初雪飄落等等是兒童、年輕詩人的天賦題材吧。
沃爾：現在，時隔這麼多年，你可以說出有什麼主題特別吸引你、是你喜歡寫的嗎？
普拉絲：也許這是一個美國式的主題：我對於我所感到的新突破非常興奮，這種新突破可說是羅伯特‧洛威爾（Robert Lowell, 1917-1977，現代美國詩人，「自白派」的鼻祖。）的《生之研究》（Life Studies）帶來的；這種強有力的突破進入了非常嚴肅、非常個人化的情感經驗，這是我過去一直覺得是有些禁忌的。羅伯特‧洛威爾關於他自己的經歷，如在精神病院，令我非常感興趣。我感到，這些特殊的、隱私的、禁忌的主題已經在最近的美國詩歌中得到挖掘。我特別想到女詩人安妮‧塞克斯頓（Anne Sexton, 1928-1974，美國著名自白派詩人），她抒寫她作為一個經歷過精神崩潰的母親的經歷，她是一個極具情感的敏感女人，她的詩具有令人讚歎的專業性，但卻具有一種感情的心理的深度。我認為這是某種十分新、十分令人興奮的東西。
沃爾：如今你，作為一個詩人，又是一個美國人，而且腳跨大西洋（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
普拉絲：這確實是一個挺怪的位置，但是我接受！
沃爾：……你的重量向哪邊傾斜呢（如果我繼續套用這樣的比喻）？
普拉絲：我覺得吧，從語言角度講我是美國人，恐怕得說，我的口音是美國的，我的說話方式是美國的，這也許是我之所以現在身居英國而且將會一直在英國待下去的原因吧。我比自己所願望要走的路要落後大概五十年，而且我得說最能激發我的詩人都是美國人。很少有幾個當代英國詩人能令我崇敬的。
沃爾：這是否意味著你認為當代英國詩歌比美國落後於時代呢？
普拉絲：不是，我認為這可以說是有點禁錮之故吧。英國評論家阿爾佛雷茲（Alvarez）寫過一篇文章：他關於英國的溫雅（gentility）的危險很是中肯、忠實。我得說我不是那麼溫文爾雅的，我還覺得溫雅有一種扼制人的力量：那種整潔、那種令人驚異的有條不紊，在英國隨處都顯而易見，這也許比表面上所能顯示出來的更加危險。
沃爾：但是難道你不認為英國詩人目前的所作所為也是在大寫的英語文學下進行的艱苦勞作嗎？
普拉絲：當然，我完全同意。我在劍橋的時候我就感覺到了。有些年輕女士會走來對我說「你怎麼敢寫？你怎麼敢於發表？因為你一旦發表就會有批評之聲、就會有可怕的批評落到你的頭上。」而這批評並不是把一首詩當作詩來批評。我記得有人批評我一首詩開頭倒是像鄧約翰（John Donne,
1572-1631，英國十七世紀玄學派詩人），卻沒能像鄧約翰那樣結束，我大感驚愕，那時刻我第一次感到英語文學的全副重量壓在我的身上。我想，在英國、在大學對實用批評的強調（但還不至於像強調解歷史批評那樣，歷史批評使人能瞭解一個階段的歷史發展線索），幾乎令人智力癱瘓。在美國、在大學，我們研讀些什麼？──T. S.艾略特，狄倫‧湯瑪斯，葉慈，我們就從這兒開始。莎士比亞只是在背景上榮光閃閃。我不知道是否該同意這種說法，但是我認為對於年輕詩人、正在寫作的詩人來說，鑑於這些原因，在美國上大學就不像在英國上大學那麼可怕。
沃爾：希薇亞，你說你認為自己是美國人，但是我們聽你的詩，如《老爸》，它談到達豪以及奧斯威辛（譯按：二戰時的集中營）和《我的奮鬥》（譯按：希特勒的自傳），我的感覺是，這樣的詩是一個真正的美國人不可能寫得出來的，因為在大西洋彼岸，這種事並不意味著什麼，這些名字也無多大意義，是吧？
普拉絲：你呢，現在這樣講是把我當作一名一般的美國人。我的特別之處在於，我的背景可說是德國和奧地利的。從一方面講，我是來美國生的第一代，從另一方面看，我是來美國生的第二代，所以我對集中營等事件的強烈關注是與眾不同的。再說，我還是一個蠻政治化的人，所以我估計這也是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吧。
沃爾：作為一名詩人，你對歷史性是否具有一種強烈敏銳的感覺？
普拉絲：我不是一個歷史學者，但是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對歷史著迷，現在讀了越來越多的歷史著述。目前，我對拿破崙特別有興趣：我對戰役、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等等很感興趣，並且我覺得隨著我逐漸上年紀我會越來越有歷史感。當然我二十幾歲時絕不是這樣的。
沃爾：你現在的詩傾向於來源於書本還是來自你的個人生活？
普拉絲：不，不：我絕對不會這麼說。我想我的詩直接來自我感官與情感的經驗，但是我必須說，對於一根針或一把刀或任何這類東西所激發的心底的呼喚，我是不能與之共鳴的。我相信一個人應該能夠控制並支配經驗，甚至是最為可怕的經驗如瘋狂、被折磨這類經驗，而且一個人應當能夠以一種明察聰穎之心支配這些經驗。我認為個人經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當然不該變成一種封閉的盒子或攬鏡自顧的自戀經驗。我相信它應該是有相關性的（relevant），與更大的事件相關，與廣島以及達豪（編按：納粹時代知名集中營之一）等等大事相關。
沃爾：所以在原始的情感的反映背後必須有一種理性的學科規範。
普拉絲：我強烈地感到這一點：我曾是一個學術中人、曾經猶豫是否繼續在學界做下去拿一個博士、教授等頭銜，我的一個側面當然尊重所有的學科規範，只要它們不僵化。
沃爾：談談影響你的作家、對你意義重大的作家如何？
普拉絲：很少。我發現很難真正地逐一找出來。在大學時，現代派作家、狄倫‧湯瑪斯、葉慈甚至奧頓（Orton, Joe，英國劇作家，以創作殘暴恐怖鬧劇聞名。）都曾令我目瞪口呆、擊節歎賞：有一段時間我對奧頓絕對瘋狂，那時我寫的一切都無可救藥地具有奧頓之風。現在我再次往回走，例如，我開始關注布萊克。另外，當然了，如果有人說受到像莎士比亞這樣的人物影響，就有點不知天高地厚了：人們研讀莎士比亞，如此而已。
沃爾：希薇亞，在閱讀你的詩歌以及聽你朗誦詩歌時可以發現兩種特質，很快、很清晰地呈現出來；其一是它們的明晰易懂（我認為這兩種特質彼此相輔相成），它們的明晰性以及對於朗讀所帶來的影響。你現在是否在寫詩時有意識地使它們既明晰易懂又能在朗誦時產生實效？
普拉絲：這是我早期詩歌中沒有做到的。例如，我的第一本詩集《巨像》，我現在連一首詩都朗讀不出來。我當時不是為了朗讀而寫的。事實上，私下地講，它們令我生厭。我剛剛朗讀的這些詩，都是些新作，我必須朗讀它們，讀給我自己聽；我也認為這是我寫作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一種新東西，無論它們具有怎樣的明晰性都源於這一事實：我讀給自己聽，我大聲朗讀它們。
沃爾：你是否認為能在朗讀中產生實效，是一首好詩不可或缺的成分？
普拉絲：現在呢，我確實感到了這一點，我覺得現在這種發展，錄製詩歌、朗讀詩歌、給詩人出錄音唱片，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我很振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種回潮，不是嗎？回到了詩人的古老角色，也就是向一群人訴說、傳達。
沃爾：或者說向一群人吟唱？
普拉絲：沒錯，向一群人吟唱。
沃爾：先撇下詩歌不談，你還想寫或者已經寫了什麼題材？
普拉絲：我呢，一直對散文很有興趣。十幾歲時，我發表了一些短篇小說。我一直想寫長一些的故事，想寫一部長篇。現在我可以說自己已達到算是成熟的年紀了，也獲得了一些經驗，我覺得對散文、長篇小說的興趣更加濃厚。我覺得在小說中，例如，你可以將牙刷之類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所有小物件放進去，這在詩歌中就很難。我覺得詩是一種專橫的規範，你得在那麼一個小的空間中深入那麼遠，你必須犧牲掉所有的邊角材料。而我丟不下它們！我是一個女人，我喜歡我的小財神灶神們（Lares and Penates），我喜歡瑣碎小事；我發現在小說中我可以放進去更多生活，也許不是那麼激越的生活，但肯定是更多的生活，所以結果是我對小說非常有興趣。
沃爾：這可說與詹森博士的觀點如出一轍了。他怎麼說來著？「有些事情可以入詩而有些則不可」？
普拉絲：當然，作為詩人，我會說「廢話！」我會說一切東西都可以入詩，但是我不能把牙刷寫進詩裡吧，我真的做不到！
沃爾：你是否常常與其他作家、詩人同進共出？
普拉絲：我更喜歡與醫生、接生婆、律師們來往，只要不是作家就行。我認為作家和藝術家都是些最自戀的人。我不該這樣說，我喜歡的人有很多做這行，事實上我有許多朋友剛好是作家、藝術家。但我必須說我最欽佩的人是那種掌握某個領域的實用經驗的人，是那種能夠教給我某種技能的人。我的意思是，我住的地方有個產婆教會我如何養蜂。而她對我寫的東西一竅不通。可我發現我很喜歡她，可說是勝過我喜歡絕大部分詩人。在我的朋友中，有的人對於船隻頭頭是道，有的對某些體育運動無所不知，有的對如何切開一個人體除掉一個器官手到擒來。對這種實用技能的得心應手我使心折神服。作為詩人，所過的生活有點懸在半空中。我一直喜歡能教某種實用技能的人。
沃爾：有沒有什麼事情是你比寫詩更願意做的呢？因為這顯然是件耗費一個人很多私人生活的事兒，要是她想成功的話。你是否有某種行業沒能做，所以有些遺憾不時浮現？
普拉絲：我想如果要我做其他哪一行，我願意做醫生。恐怕這是與作家南轅北轍的一種行業。我年輕時最好的朋友都是些醫生。我曾時常穿上白大褂，全身罩好，到處走，看孩子出世，看屍體解剖。這一切令我著迷，但是我總是不能給自己上規矩，學會所有細節以便成為一個出色的醫生。這是一種魚與熊掌的對立：某個能直接面對人類經驗的人，能夠治療、修補、幫助，就是這等事。我想，要說我有什麼念念不忘的事，就該是這個了，但是我自我安慰說自己認識許多醫生。也許我可以說，我寫醫生比我當醫生更感到快意一些。
沃爾：但是從根本上說，寫詩這樣的事給你的生活帶來一份很大的滿足感，不是嗎？
普拉絲：哦，滿足！不寫詩我恐怕沒法活下去。它對我就好像麵包與水，或者某種絕對本質的東西。當我寫好了一首詩、當我正在寫一首詩的時候，我感到自己絕對充盈。完成一首詩後，你便會從一個詩人的狀態急速下滑成詩人的休息狀態，這是完全不同的狀態。但我還是認為寫詩的實際經驗是一種妙不可言的經驗。
1962年10月30日
譯自Peter Orr編，The Poet Speaks（The British Council，1966年版），第167-172頁
譯按：這次訪談是普拉絲給BBC錄她的最新作品後進行的。當時錄的詩包括：捕兔器（The Rabbit Catcher）、精靈愛麗兒（Ariel）、十月的罌粟花（Poppies in October）、申請人（The Applicant）、女拉撒路（Lady Lazarus）、秘密（A Secret）、割傷（Cut）、未遂之死（Stopped Dead）、尼克與燭臺（Nick and the Candlestick）、水母美杜莎（Medusa）、深閨(Purdah)、生日禮物（A Birthday Present）、遺忘病患（Amnesiac）、老爸（Daddy）、高燒103度（Fever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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